【主持人】
本报记者 何南宁
【本期嘉宾】
湖北省武汉市检察院 李晶
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检察院 张凌燕
浙江省嵊州市检察院 温一浩
主持人：大数据是怎么来的，分析研判的要点是什么？
张凌燕：检察大数据主要包括：案件中的各类证据，如电信网络诈骗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发送的虚假信息、银行卡中的交易流水；办案过程中收集到的各类数据，如统一业务应用系统中的案件信息、侦查监督平台上的各类监督线索；常见法律文书数据和业务资料以及司法过程中接触到的各类当事方或者第三方数据，如犯罪记录封存数据、网络舆情数据、行业合规数据、救助资金监管数据等。应该说，所有能服务于检察职能的资料都可以称为检察大数据。
对大数据分析研判的前提，是确保数据具有客观性、真实性。如果数据来源复杂、内容庞杂，可先进行去伪、去重操作，筛选出有效数据。办案中，特别要注意作为证据使用的大数据来源合法、具有证明能力，防止出现非法证据排除的情况。作为背景分析、办案资料使用的大数据，研判时要注重全面性和完整性，避免断章取义、以偏概全从而得出相反结论。
温一浩：“筛选出有效数据”，这的确是分析研判的关键。要用好大数据，首先必须具备敏锐的数字思维，有发现数据的“眼睛”。办案过程中，我们要清楚地知道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对统计表、应用平台、业务软件等与大数据有关的载体都要有高度敏锐性。
其次，我们还应有数字转化能力，把办案规则转化为计算机能够识别的“数字语言”，这样才能让技术部门跟进，完成模型设计。
最后，我们要有侦查思维，有整合数据的能力，能够将法条内容转化为分析要点。
以“非标油”偷逃税监督模型为例，我们依托的法律规定核心是税收征收管理法第63条纳税人偷税的规定及处罚。分析点很明确：一是加油站应当申报的销售额是多少，二是加油站自行申报的销售额是多少，两者不一致就有问题。从具体法律法规出发设置研判点，是数字检察的最初形态，也是最普遍形态。而更深层次的数据模型，还要去发现数据背后的数据。我们通过分析碰撞交通运输部门的车辆信息、定位轨迹、电子运单等，核实实际卸货量，将估算出的销售额与申报数据比对，锁定了偷逃税违法线索。
李晶：我要补充的是，大数据分析研判要高质量开展，还需要有完善的机制保障和充足的人才保障。以我院为例，案管部门充分发挥牵头责任，通过加强与各业务部门的横向联系，形成了找问题、解问题、督落实的完整闭环。此外，全市两级院建立了市院双月，区院每月一次的工作“会诊”，对业务态势、突出问题、整改举措进行详细分析研究。这些是机制保障。在人力资源安排上，我们尽可能将既熟悉业务又具备较好文字功底和统计分析能力的干警配备到案件管理部门，确保全市案件管理队伍业务经验丰富、年龄结构合理、文化程度较高。我们还建立案件管理骨干和后备人才库，将数据分析研判方面的人才优先纳入，进行重点培养。
主持人：利用大数据分析为检察工作服务，我们目前有哪些实践？
温一浩：刚刚提到的“非标油”偷逃税监督模型，在不久前的全国检察机关数字检察工作会议上得到展示。我们应用该模型，查处的4个民营加油站仅2021年就少报销售额超过1.5亿元，上下游偷逃税在5700万元左右，而这4家仅占浙江民营加油站总数的千分之三。目前，许多加油站负责人已闻风主动补交税款。该经验做法得到省委主要领导批示，推动省政府成立了“成品油综合智治”工作专班，列入2022年“浙政智治”重点应用项目。以该模型为基础，我们还开发了危化品监督模型、非法采矿监督模型，发现多起无证照经营存储危化品、非法采矿等案件线索，有效破解了基层社会治理难点、堵点。
张凌燕：我院近期提起公诉的廖某等人骗取出口退税案，涉及苹果手机108万余台，被告人涉嫌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8亿余元。办案过程中，我们依托阿里云大数据，对108万余台手机进行串号比对；运用中国人民银行资金查控平台，审查涉案4000余个银行账户的资金流，从而准确认定了罪名并追诉被告单位。在办理王某利用某货运平台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案中，我们建议公安机关通过货运公司大数据平台抓取数据，确定被害人账号和被骗金额，通过平台信息定向推送功能告知被害人，最终将16万余元赃款退还给1203名被害司机。
李晶：除了个案办理，我们还利用大数据分析研判推动出台办案指引、检察管理革新和诉源治理。今年初，我院对全市近五年办理的1.8万余件危险驾驶案全面分析，发现全市各区存在同案不同处理的情况，对不同执法标准下的处理比率进行测算，形成专项数据分析报告，推动《武汉市检察机关办理醉酒驾驶型危险驾驶刑事案件工作指引（试行）》出台。
江岸区检察院对近四年检委会工作决策质效及司法责任落实情况进行分析，围绕议题、人员构成和决策质效总结制约检委会作用发挥的因素，形成的报告得到区人大支持，增加了检委会委员人数。
东西湖区检察院以检察大数据为基础，结合地域特征，形成万余字的《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检察院刑事治理工作分析报告（2018年-2021年）》，从扫黑除恶、涉电信犯罪情况、未成年人犯罪情况等八个侧重点，对全区犯罪治理工作建言献策，得到区委区政府的高度重视。
主持人：推进大数据与检察工作深度融合，未来还有哪些发展方向和可能？
李晶：在我看来，要推进新的“个案办理-类案监督-系统治理”法律监督模式，一是需要以理念引领、系统培训、考核激励等多重举措，让数字办案成为每一名检察官的日常工作方式。二是需要跨部门协同，做大做强数据池。通过搭建数据共享高速公路，让多部门共享数字建设成果。三是要鼓励基层一线创新创造，地市级检察院要负责场景创新、不断演化、迭代升级，使监督模型产生叠加裂变效应。
张凌燕：说起未来，我首先想到的是，犯罪分子使用暗网实施犯罪、通过虚拟货币交易平台洗钱、借助国外社交网络进行犯意沟通、以“阅后即焚”等技术对抗侦查，都已屡见不鲜。为实现“道高一丈”，我们可以和沉淀有海量数据的网络运营商，如阿里、腾讯等沟通协调，为基层办案人员打通数据查询、运用的入口；建立计算机、互联网、金融、通信领域专家库，深化与科研院所、高科技企业的合作，构建检察大数据运用的“最强大脑”；与法院、行政执法部门建立数据查询端口，用好检察建议和检察意见。
温一浩：未来已来，围绕大数据扩大合作交流是发展方向，打造跨场景应用是能动履职的最优方式。数据壁垒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管理创新，因此我们要加强与各职能部门的交流，充分调动“沉睡的数据”，以数字赋能监督、监督促进治理。
检察工作要与大数据深入融合，方向和目标必须明确，那就是社会治理的难点、痛点。我们必须牢固树立双赢多赢共赢理念，联合相关部门，集合数据优势，攻克一个个社会治理的“老大难”，走上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康庄大道。
